如果国民党当年获胜，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如果国民党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取得了胜利，老蒋执掌的中国将会走上怎样的道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重庆的街头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欢庆人群，鞭炮声不断回荡。几天后，国民党政府派遣的众多接收专员乘飞机和轮船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八年沦陷的城市。他们手里各自提着公文包，里面装有委任状和空白封条，瞄准的是敌伪当年的资产、房产、金条和工厂。

起初，上海的居民在街边观看这些接收队伍，以为他们是来恢复社会秩序的。但很快他们发现，许多汉奸的财产并没有真正被没收，实际上只是换了个主人。接收官员看中的那处别墅，往往第二天就挂上了封条，成为某个官员的私人宅邸。汽车、黄金、古董乃至女性，皆成为接收的对象。当地人给这些行为起了个外号“五子登科”，意指在接收中既要房子、金子、票子、车子和女子一样都不能少。

不少从重庆调来的官员与原有的汉奸伪官们勾结，重新分配敌伪资产，真正交给国库的资产微乎其微。这一混乱局面持续近一年，以至于全国不同城市都在上演着相似的接收剧。这种接收活动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政权一个侧面，显示出它的内在逻辑——权力无边界，公私不分，利益集团常常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历史学家在分析这段历史时，时常忽略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国民党并不具备现代政党的特征，更像是由各类军阀、官僚和资本家所拼凑而成的一个松散联盟。这个联盟仅在面对共同敌人时才会暂时团结，一旦外部压力消失，内部矛盾便会立即浮现。

从经济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基础极其薄弱。于1936年，中国内地的钢铁产量仅有几万吨，连基础的钢材都需要大量依赖进口。在当时，能够运转的工厂以纺织、粮食、火柴和卷烟制造为主，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来自国外。而重工业则集中在东北，因日本占领时期的建设大多在抗战胜利后被苏联拆走，剩下的也多是残破不堪的设备。

国民党政府在建设重工业方面缺乏能力和意愿，因为所需投资巨大、周期漫长、利润低，显然不如快速获利的买办生意来得划算。所谓买办，便是为外国公司销售商品、采购原材料的中介。民国时期众多富商的财富积累往往依赖于洋行，他们通过外企与本土市场的交易抽取巨额利益。如果国民党赢得内战，这种以买办经济为特征的局面将不断加深，直到完全固化。美国商品得以低税甚至免税进入中国市场，使中国变成美国最大的商品倾销地，业界习惯或持续使用洋火、洋钉、洋布、洋油等提法，因为国内无法产出足够便宜的产品。

同时，仅有四大家族的垄断构成了国民经济权力的另一重要一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通过对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在全国经济命脉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孔祥熙在任财政部长期间，几乎将中央银行变成了个人金库。宋子文所创立的中国建设银行在抗战前期垄断了多项铁路和电力投资，而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则通过各自的银行控制了农村的金融。战后，四大家族接手了大量日伪资产，诸如纺织厂和银行，虽然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却由他们的代理人实际掌控。

面对这种情况，普通商人若想办厂，必须依赖这些家族的关系，否则将面临贷款、审批等重重困难。1946年至1948年间，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如果国民党继续掌权，这一经济结构将进一步固化，成为彻头彻尾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普通人想创业或发展业务，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背景以及能否获得四大家族的支持，石油、电力和金融等最赚钱的行业将被这几大家族完全占有，普通民众的上升通道也将被彻底封闭。

再谈土地问题，国民党始终没有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自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依靠地主和乡绅来维持对农村的统治，土地改革仅停留在纸面上。虽然在1930年曾颁布过一部土地法，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正产物的37.5%，但几乎毫无实际执行。一些地方在1946年推行了二五减租政策，地主们往往口头服从，农民反而遭到报复，导致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占人口不足10%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70%以上的土地，农民不得不将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还得承担各种捐税和劳役。面对灾年，农民只得求助于高利贷，利息高得十分惊人，春季借一斗米到秋天要还两斗甚至三斗。结果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

若国民党赢得内战，该趋势将难以逆转，因为许多军队官员及政府官员本身便是地主出身，动手革自己的命难比登天。都市内工作岗位亦不足以吸纳这些失业农民，他们只能涌向上海、广州和天津等大城市，郊外搭建简陋的棚屋，形成大片贫民区，那时的上海便有此先例，肇嘉浜两岸的棚户区已经居住着数十万居民，缺乏干净水源和电力，垃圾遍地，传染病肆虐。寒冬来临之际，这种恶劣的居住环境将对无数人的生存构成威胁。